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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滋是用来消灭黑人的阴谋吗?《髒血》

作者:  · 2020-07-23 ·  318 views

爱滋是用来消灭黑人的阴谋吗?《髒血》

James H. Jones

译|李宗义、陈宗延

  没有任何科学实验比塔斯基吉研究给黑人的集体心理带来更多创伤。海乐于一九七二年披露这个故事后,这齣悲剧的消息就在黑人社群中流传。除了他们在报纸和杂誌所读,或在收音机和电视所听闻,许多黑人透过口耳相传了解此研究,但当中经常出现口述传统中的修饰与扭曲。许多黑人(和白人)听到的是政府故意给黑人佃农注射梅毒,还有一些人获知的是实验在黑人囚犯身上进行。

  除了上述错误,大部分黑人掌握了故事的梗概:四十年来,政府对梅毒患者剋扣治疗,藉此科学多了解此疾病。这些人之中许多死于梅毒,有些人盲了或疯了。眼睁睁看着实验在道德上破产,许多黑人对政府失去信心,且不再相信论及公共事务的公卫官员。如此一来,当一场可怕的新瘟疫在一九八〇和一九九〇年代横扫美国时,塔斯基吉研究让许多黑人先入为主地不信任卫生当局,这是许多白人难以理解的事实。

  一九九二年五月六日《纽约时报》的首篇社论表示,「许多人看来或许觉得奇怪, 美国不少黑人都相信爱滋﹝后天免疫不全症候群﹞以及对抗爱滋的措施是用来消灭黑人种族的一场阴谋。」为了支持他们的断言,编辑引用一份一九九〇年对黑人教友的调查,显示」高达35%的人相信爱滋是一种种族灭绝的方式。「此外,同年进行的《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旗舰电视台新闻民调,发现美国黑人有10%认为爱滋病毒是「刻意在实验室发明出来传染给黑人的病毒」,而有20%的人认为这可能是真的。

  这类信念也不限于老百姓。《纽约时报》继续说,许多黑人的健康工作者,不愿意放下这样的恐惧。有一位在国家爱滋病防治委员会作证的人声称,她认为爱滋是一种人造的疾病,「除非可以证明它不是。」这类怀疑对控制疫情的努力投下阴影。编辑表示:「有些黑人相信用来打击爱滋的猛药立妥威(AZT)是毒害他们的计谋」,……要大家使用保险套(预防性接触传染的最佳方式) 的运动乃是减少黑人婴儿的方案……分发乾净针头以减缓药瘾者感染是鼓励药物滥用的阴谋。」不信任的结果免不了悲剧。正如《纽约时报》解释的,「最具破坏性的是偏执使许多黑人避免医学治疗。」除非黑人领袖採取行动扭转「恐惧与不信任」,否则公卫官员将发现「疫情会越来越难以扭转。」

  《纽约时报》一向致力于散发理性和善意,因此以「奇怪」、「惊人」和「偏执」 等词形容许多黑人对爱滋的反应,显得异常缺乏敏感度。编辑藉着指控其他人偏执,用一种医学隐喻来强调报社强烈不同意那些相信阴谋论的人。他们将自己和那些「迷失的灵魂」对立起来─前者充满理性,深深理解对历史事件的複杂性,后者则抱持过度简化的观点,对历史现象的解释,仅接受疯狂的答案。

  还有,说某些人偏执,不等于反对他们的信念。这种全面的否定也无益于对那些拥抱此类信念的人显现出更多的同理心,更是无助于理解人们为何坚持己见。比较周全的回应,毋宁是深思为何美国许多黑人都相信爱滋病毒的阴谋论。

  美国黑人对待爱滋的态度来自历史建构。科学和医学理论不是形塑黑人如何看待此项骇人疾病的唯一元素:社会、政治、宗教和道德概念也影响了他们的感知和理解。最重要的是,许多美国黑人透过种族的稜镜看待爱滋,让超过三个半世纪的白人与黑人关係成为焦点。奴隶制、佃农、服劳役、处私刑、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褫夺公权、居住隔离和就业歧视,许多非裔美国人将美国历史的内涵化约成上述事实,于是形成一种奠基在仇恨、剥削和辱骂之上的传说。

  有两位读者发现并清楚指出,《纽约时报》的编辑莫名其妙地缺乏历史视野。纽约神学院校长(New York Theological Seminary)霍华(M. William Howard)困惑的是, 怎能会有人认为黑人们相信爱滋是种族灭绝很「惊人」。对他来说,这类看法是「黑人生活在一个与主流疏离的社会,以致于许多人相信美国将会不顾一切消灭黑人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另一位读者认为用「惊人」这样的字眼形容黑人的畏惧,「本身就是无感,没有意识到黑人在本国的历史,以及为何他们有充分理由感到自己蒙受阴谋。」 这个人所引述的证明就是「一九三〇年代的塔斯基吉实验」。

  打从塔斯基吉研究相关资讯公开之时,人们便称之为种族灭绝。一九七二年疾管局性病分处的官员普林茨医师知悉这项实验之后,说它「几乎就像一场种族灭绝」,而律师格雷则更进一步将塔斯基吉研究贴上「有计画的种族灭绝」之标籤。过了一段时间,格雷的评价在黑人社群间流传。对许多黑人来说,塔斯基吉研究变成他们遭医院虐待的符号,如果不是直接进行种族灭绝的话,至少也代表着欺骗、阴谋、误诊与漠视。

爱滋是用来消灭黑人的阴谋吗?《髒血》

  实验的记忆拒绝凋零。塔斯基吉研究在一九七二年揭露唤起的愤怒和畏惧,十年后当《髒血》﹝初次﹞出版时重新出现,随新世代知悉此项实验而开始另一轮讨论。因此,当爱滋疫情袭击美国时,塔斯基吉研究让许多美国黑人对着卫生当局抱持怀疑的态度。黑人社群的不信任,随着许多白人对爱滋受害者表现的态度(这跟大部分白人在世纪之初对黑人梅毒病患的共同信念极为相像)而深化。然而,爱滋疫情的前几年,黑人并非挞伐的首要对象,因为同性恋成为中产阶级道德的首要目标。

  如同进步年代性传染病对美国带来的大规模歇斯底里,二十世纪末,爱滋也在美国人当中散播普遍的恐惧。一九八一年,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的医师遇到一个奇怪且不解的疾病,似乎仅限于特殊群体的病患。年轻且原本健康的男同性恋开始死于严重的感染。许多人在脸上和身体呈现了特殊的紫红色皮肤斑块,看似卡波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所留下的典型烙印(这是一种与免疫系统遭到破坏有关的罕见癌症。)其他人则遭受种种病毒、细菌、真菌、酵母菌和寄生虫造成的 「伺机性感染」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让身体能够对抗感染的白血球在这些病人身上明显受损或遭到破坏,但这场病到底是什幺仍属未解之谜。

  起初,医师难以决定怎幺叫这个奇怪的新疾病。由于男同性恋与疾病之间的关係实在太近,所以医师将它称为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疾病(Gay Related Immune Disease),或GRID。然而,由于此标籤明显有污名化的味道,医师很快把名字改换为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或爱滋。这个新的简称有双重优点,不仅道德中性,且还更为精确。医学上首度关注此病和男同性恋有关不到几个月,医师在静脉注射用药者和海地人身上诊断出爱滋, 而到了一九八二年在异性恋女性、年轻孩童、血友病患者和其他接受输血者的身分发现确诊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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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关注与病案量扩展成正比。一九八一年底,医师们诊断出225 个病案;到了一九八三年春季,这数字提升到1,400;到了一九八五年夏季,它已攀升至15,000 ;而两年后飙至40,000 人。许多美国人似乎被这些数字所迷惑,有人怀疑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几乎忘却如何对付健康危机。因抗生素和其他「神药」(wonder drug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兴起而战胜传染病,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慢性、系统性的疾病,产生感染与流行病已从地表上消除的幻象。确实,近来的疾病,诸如退伍军人病(Legionnaire’s Disease)和中毒性休克症候群(Toxic Shock Syndrome),曾在公众之中激起恐惧的涟漪,但对爱滋的反应显然更为严重,因为这疾病不论是感染人数和后果都很不一样。退伍军人病和中毒性休克症候群只牵涉小量病患,其中大部分会康复。爱滋袭击上万人, 感染者全都会死。

  面对疫情的增长,许多美国人在恐惧中退缩。媒体散播爱滋有着高度传染性的谣言,因而增加公众的恐惧。维多利亚时期人民的畏惧得到了反响,当时他们相信梅毒会经由日常接触传染,许多美国人对爱滋也有相同的恐惧。根据一九八五年《纽约时报》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民调,47%的美国人相信爱滋会因为共用一个水杯而感染,而有28%认为它会从马桶座垫感染。另一项调查揭露, 34%接受民调的人认为和任何爱滋病患「往来」十分危险,即便没有任何身体接触。

  大部分对于感染的关切集中在男性感染者的妻子和小孩身上,也重新触发对「无辜感染」的惊慌,有如本世纪之交横扫全国的「无辜染梅者」之声。新闻报导遭丈夫感染的妻子以及遭父母传染的孩子的故事。由于报导的警告,有些社区的健康照护人员拒绝治疗爱滋病患;消防员拒绝拯救疑似同性恋者;殡葬业者拒绝处理爱滋病往生者的尸体; 警员坚持在逮捕城市特定区域的嫌犯时戴上手套。加州地产商协会(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Realtors)命令会员必须跟客户坦承,代售的房屋是否曾是爱滋受害者所有。由于社会愈来愈歇斯底里,许多社区频频传来无故攻击同性恋者的消息也就毫不令人讶异。

  许多从未想过「消灭同志」(gay bashing)的美国人认为同性恋者应该接受隔离。德州一名心理学家建议国会议员监禁同性恋者,「直到且除非他们可以洗净自己身上的医学问题为止。」由于同志集中营的幽灵骇人听闻,公民自由主义者从道德立场谴责强制隔离,而其他人则对此理念提出实行上的反对。上万爱滋病患该留在哪里?强制隔离期间的照顾费用谁出?儘管这些论点防止任何已经流传开来的隔离运动进一步发展, 公众仍然毫不客气。有些父母亲从爱滋病患上课的学校把自己的小孩带走,而成人爱滋患者在公司也遭遇类似的惧怕,许多同事要求把他们赶走。

  世人急于究责的过程中,「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和「新右派」(New Right)的成员利用公众对爱滋的恐惧,把它当作攻击同性恋的机会。他们结合对疾病的态度和社会价值,混淆传染方式和根本原因,把爱滋视为一种同性恋引发的道德问题,而非病毒造成的疾病。同志滥交(Gay promiscuity)、享乐主义(hedonism)、速食生活和明目张胆地不顾个人责任与个人限制,都被说成是疫情潜在的原因。事实上, 只要了解进步年代的白人如何看待黑人社群中的性病传播,对上述攻击同性恋的言论便不会陌生,如同某位敏锐的学者所提,「曾经认为黑人是性滥交、性威胁和疾病温床而表现出来的态度,现在重新复甦,箭靶转而指向男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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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右派的发言人带着过去把黑人描述为「恶名昭彰的染梅族」的道德情怀,给爱滋贴上「同性恋瘟疫」的标籤。他们以道德词彙来勾勒疫情,觉得爱滋是违反道德秩序者的惩罚。福音派教徒(Evangelist)法威尔(Jerry Falwell)虔诚地宣布「种什幺因,得甚幺果。如果他在田地撒的是低等本性的种,也将会拿回堕落的果。」雷根总统在白宫的传播主任(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s)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呼应维多利亚时期把同性恋说成「违反天性之罪」的说法,宣布同性恋者「向自然宣战,而现在自然粹炼出恐怖的反扑。」

  批评者谴责同性恋者是威胁异性恋社群生存的偏差者,而爱滋就是明证。某位主线(mainline)记者报导:「很多人突然害怕自己和家人可能会突然得到一些神祕、致命的疾病,那些疾病迄今只限于社会的边缘人。」有一期《生活》(Life)杂誌的封面更简洁地提出相同论点,以粗体红字惊叹:「没有人不会得爱滋。

爱滋是用来消灭黑人的阴谋吗?《髒血》

  儘管公众对爱滋愈来愈提心吊胆,联邦政府每一步还是小心翼翼。疾管局于一九八一年指认出爱滋之后,国卫院过了两年才开始认真研究。这种拖延跟官僚惰性有关,但经费也是个问题。雷根政府在一九八二和一九八三年并未挹注任何研究爱滋的预算,而在接下来几年,白宫的要求一直少于国会拨的款(举例而言,一九八四年政府要求三千九百万美元,远低于国会拨的六千一百万美元;而在一九八六年国会拨用两亿三千四百万美元,白宫则建议缩减至两亿一千三百二十万美元)。

  政府对每年病患数倍增的疫情,反应竟如此不愠不火,我们该如何解释?首先且最重要的,爱滋研究充满争议。因为爱滋一般被视为「同性恋」的疾病,且因为同性恋者是「道德多数派」和「新右派」最喜欢抨击的对象。由于他们凭着政治影响力帮助雷根入主白宫,联邦当局便不大愿意使用政府预算打击这项疾病,以免被当成有赞成同性恋的嫌疑。编辑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表示自己反对联邦出钱研究爱滋病,他问:「他们是否意识到虽然出自怜悯,这样做将是对这群兽性堕落者进行社会认可?」

  疫情初期,财政政策也塑造政府的反应。爱滋病的研究与雷根经济学(Reaganomics) 的模式并无二致,沦为大幅缩减联邦社会服务预算下的另一个受害者。

(本文为《髒血: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部分书摘)

书籍资讯

书名:《髒血: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作者: James H. Jones

出版: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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